3月3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于4月2日公布覆盖所有贸易伙伴的全面对等关税政策，从而实质上抛弃了世贸组织的非歧视、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贸易自由化等基本原则。历史将证明，此举开启了二战之后以关贸总协定/世贸组织为代表的现行全球多边贸易体系逐渐解体进程。
从经济到政治、军事，特朗普的政见主张在美国国内外都遭到了激烈反对和抨击，但特朗普的“关税战”不是孤立的政策主张，而是其财政经济全面重构和战略收缩的重要组成部分。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特朗普的美国有能力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将全面对等关税意志强加于全球贸易体系。即使美国民主党能够在2026年底中期选举、2028年底大选中成功击败特朗普和共和党，全球贸易体系也不可能回到从前，正如2021年拜登政府就任之后并未全面取消特朗普第一任期额外加征的关税。更何况当前共和党士气正盛，民主党深陷指导思想和组织全面混乱，支持率跌落历史谷底，在中期选举和2028年大选中翻盘的希望也很不确定。
我们应当严厉谴责特朗普政府的极端保护主义行为，但作为经济和贸易规模、综合国力仅次于美国的世界大国，我们承担的责任使命绝不是论战争锋，停滞在单纯抨击特朗普政府的贸易保护主义层次，而是要直面冷峻的现实和客观经济政治规律，为本国、为世界经济贸易体系闯关开辟发展新路。换个视角看，美国退出自己主导建立的关贸总协定/世贸组织也标志着其维持霸权难以为继，不得不断腕求生。我们需要正视现实，展望和开拓未来。
关税战是特朗普重构思路的重要组成
特朗普及其MAGA运动兴起的基础是美国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部门衰败而造成的全方位经济与社会问题，他们主张的是重建美国、西方传统优势产业和在新兴产业国际竞争中取得优势，从而彻底扭转传统中产阶层全面衰败的大势。
为此，重建高关税等贸易壁垒是他们蓝图的关键，他们期望一方面创造一个受保护的国内市场；另一方面通过大幅度增加关税收入，在财税收入结构中实现以关税等进口环节税替代所得税等国内税的改革，为国内实施大规模放松管制和“减税+简税（简化税制）”创造条件。在微观层次，国内大规模放松管制和“减税+简税（简化税制）”不仅改善大众民生，而且释放从企业到居民个人等市场主体的活力和主动精神，吸引资本和人才内流。
在宏观层次，其目标是压缩甚至消除美国财政、国际收支“孪生赤字”的痼疾。在财政收支方面，超强力度机构改革、裁撤机构与人员、压缩财政支出等举措，与大规模放松管制和“减税+简税（简化税制）”在相当程度上是一体两面，本身就有利于压缩财政赤字，让增加的关税收入更容易弥补国内所得税减税造成的财政缺口。在国际收支方面，他们期望高关税压缩美国的货物贸易逆差，并与国内大规模放松管制和“减税+简税”结合而吸引资本、人才内流，包括美资跨国公司海外留存利润回流。
而且，关税征收成本远远低于所得税等国内税收，给纳税人直接造成的税负痛苦感受也比所得税轻得多，还可以消除绝大多数纳税人的偷税漏税风险。
自1月20日正式就职以来，特朗普发布的总统令貌似东一榔头西一棒，实则有着明晰的导向。他们期望通过大规模政府裁员和压缩低效、无效、逆效的财政支出，不仅直接缓解、消除美国天文数字财政赤字和国债潜藏的经济风险，而且显著减少政府对经济社会生活的干预，为企业经营和创业创造更加自由的环境，通过压缩社会福利转移支付等措施，扭转对劳动者和中产阶层的逆向歧视，消除不工作、吃救济寄生者实际收入高于工作纳税传统中产阶层的现象，从而巩固和激励他们倡导的自我奋斗“美国精神”，进而为国家财政培育更加稳固、持久的税源。在上述蓝图中，大幅度增加关税收入，弥补所得税等国内税减少的缺口，是必不可少的关键。
同时，在国内政治党派竞争中，大规模放松管制，关税替代所得税带来的税负痛苦感受大幅度减轻，机构改革、裁撤财政支出项目所营造的“反腐”等正面形象，又有利于巩固特朗普—共和党阵营的支持率，从而持续推进实施其政策。
总体而言，与特朗普政府就关税战开展谈判时，需要对上述情况有着全面认识，才有可能达成可实现的次优结果。
“特朗普新政”是奥巴马—拜登“再工业化”失败后的替代
复兴制造业、实现“再工业化”并非特朗普首先提出的主张，在2008~2009年次贷危机中国超越美国跃居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后，“再工业化”就成为美欧国家流行的政策主张。2009年上任的奥巴马政府开始放下身段招商引资，而且招商重点是总体经济发展水平低于本国的新兴市场经济体。
当时，奥巴马政府的招商引资计划设定了五年吸引1万亿美元以上海外新投资的目标，这一目标比美国此前10年吸引海外投资年均规模（1740亿美元）高15%，且主要投资来源国是中国、巴西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主要投资领域集中于基础设施方面。
同时，奥巴马政府在世贸组织多边体系之外大力推进建设排斥中国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例如《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以及与欧洲达成《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拜登政府实施的与中国“脱钩”“去风险”“小院高墙”策略，就是从TPP等演变而来。
然而，奥巴马—拜登民主党政府的上述尝试都失败了，尤其是TPP在2016年美国大选中沦为“票房毒药”，2017年特朗普上台后就迅速退出。奥巴马力推TPP，重要目的之一是排挤中国参与制定规则过程、排挤中国在国际市场的份额，以此确保美国对贸易规则的影响力。可他追求这一目标的途径是给予越南等中国传统出口制造业的竞争对手更多便利进入美国市场，这一策略结果必然是更加扩大美国贸易赤字，实质上是更大程度地牺牲美国的长期宏观经济稳定性、美元稳定性。当初美国推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也是企图用这一思路排挤日本，但结果并不是非常符合预期。从结果来看，中国制造业产出在奥巴马初次上任之时超越美国，到现在已经是美国的两倍多，相当于西方七国总和。
充分考虑“特朗普新政”的深度和广度
由于美国宏观经济和现行全球贸易、货币体系存在深刻内在矛盾，不可能长久照旧运行，由于美国综合国力和在现行国际体系中的控制力仍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由于特朗普本人个性坚韧顽强，由于特朗普及其社会基础——“使美国再度伟大”在美国民众中代表性相当广泛，由于特朗普事实上已经将美国共和党改造成为“特朗普党”，由于特朗普—共和党阵营在2024年美国大选中赢得了全面胜利，由于民主党在可预见的未来难以迅速走出全方位混乱状态，特朗普的美国有能力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将全面对等关税意志强加于全球贸易体系。
与第一任期作为“政治素人”几乎无人可用不同，这一任期的特朗普人马充裕，而且共和党内与他理念相近的新生代政客为数甚多，与民主党的高层老气横秋形成鲜明对照，由此决定了特朗普影响的不仅仅是未来4年美国内政外交，很可能将影响未来8年、12年乃至更长时间的美国政策路线。
在国际上，特朗普第二次胜选和他即将推行的变革政策影响必然通过大国政策溢出效应和示范效应波及许多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进而对整个全球贸易政策环境产生重大影响。
作为国际公认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最大的成功故事，作为遥遥领先的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和出口大国，维持全球化导向多边贸易体系至少在目前一段时期内最符合我国的利益。但我们必须区分期望与现实，根据上述情况，根据19世纪金本位和全球贸易自由化“黄金时代”之后的贸易保护主义浪潮和两次世界大战历史，必须充分考虑“特朗普新政”的深度、广度及其较长时期延续实施的可能。
全球多边贸易体系面临而且需要深刻变革
在美国实质退出世贸组织及其多边贸易体系的情况下，中国理当发挥全球“自由贸易”旗手的作用，但这绝不意味着我们应当全面维护现行关贸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多边贸易体系的所有具体条款和基本原则，也不意味着现行多边贸易体系还能继续长久存在发展。全球化进程继续存在，不等于现行多边贸易体系及其具体规则也将继续存在，现行关贸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多边贸易体系实质解体的前景并非完全不可想象。
关贸总协定1948年1月1日正式生效至今已有77年之久，从许多具体条款到某些基本原则，都不乏违反经济社会客观规律和难乎为继之处。
就特朗普关税战直接违反、颠覆的关贸总协定/世贸组织发展中国家差别待遇而言，包括对发展中国家的普惠制在内，这是关贸总协定/世贸组织基本原则之一——最惠国待遇原则的重要例外，是一种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普遍的、非互惠的、非歧视的优惠关税制度，在二战之后的国际经济贸易发展史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我国也充分利用了这一原则和制度加快了自身的发展。然而，这一原则和制度天长日久必然滋生越来越多的负面问题，最终不可持续。
仅就这种差别待遇的经济可行性而言，在关贸总协定签署实施之初，作为给惠方的西方发达国家在全球经济产出和贸易中占比高达80%以上；到冷战结束前夕的1990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定的23个发展中国家群体实际GDP（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占全球比重仍只有34.4%，按市场汇率计算的名义GDP占比还要低一大截，在全球货物服务总出口比重只有20.3%。在那样的实力格局下，西方发达国家承担上述给惠责任负担完全可以承受，带动发展中国家发展，进而反哺本国经济贸易的间接利益与直接的给惠负担差距不大，或间接受益大于直接负担。但到2015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定的发达国家群体实际GDP全球占比已经跌破50%（42.4%），西方发达国家给惠直接负担与间接收益对比关系开始逆转；10年过去，逆转更加显著，给惠方还有可能愿意继续原样维持上述发展中国家差别待遇制度吗？
所以，我们需要抵抗特朗普的全面贸易战，需要在全世界扛起“自由贸易”大旗，但不应该也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地全面维护现行关贸总协定/世贸组织多边贸易体系的所有具体条款和基本原则。要因势利导，借助特朗普冲击的压力，推动现行关贸总协定/世贸组织多边贸易体系向更符合我国长期根本利益、更可持续的方向改革发展，也做好现行多边贸易体系逐步走向实质解体的两手准备。
（作者系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本文仅代表个人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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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新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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